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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筱鹏: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实体经济?

作者:安筱鹏 阿里研究院2022.11.15阅读 748

  二十大报告提到,把经济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新型工业化,提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
  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文章中,提出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时指出:“要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方向,推动制造业、服务业、农业等产业数字化,利用互联网新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全方位、全链条的改造,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发挥数字技术对经济发展的放大、叠加、倍增作用。”
  11月4日,《人民日报》刊发刘鹤副总理署名文章《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中,讲到“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时指出,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
  实体经济本质特征是物质财富创造,今天物质财富创造已演变成一个复杂的、有机的产业生态和网络,既需要加速制造业高端化,也需要构建现代服务新体系。
  物质财富创造依赖于人类生产力的提高,数字时代实体经济发展呈现出新特点和规律。今天中国的数字化发展正在进入一个新阶段,数字化正从激情澎湃的三峡喧嚣时代,进入到静水深流的扬子江时代,数字化更宽、更深、更稳、更大,基础性、全局性的作用更加突出。
  中国已成为全球制造业大国,数字化正重构全球竞争格局,面向未来5到10年技术创新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新挑战,实体经济的发展呈现新的特征。
  从数实融合到数实一体:数字经济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数字经济是以数据为关键要素,以信息网络为依托,基于数字技术与传统经济融合而形成的新型经济。今年8月19日中央网信办介绍“中国这十年”数字化建设成就时指出,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连续多年稳居世界第二,从2012年的11万亿元增长到2021年的45.5万亿元,占GDP比重由21.6%提升到39.8%。
  中国数字经济45.5万亿元的规模是如何测算的?可以从这一测算过程来理解领会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
  中国数字经济规模45.5万亿元,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数字产业化,即基于数字技术创新和产业化而形成的产业,包括电子信息制造、软件产业、基础电信、互联网等增值服务、广电等,规模是8.35万亿元的;另一部分是产业数字化,即数字技术融入一二三产业而带来经济增长,此部分的规模37.18万亿元。其基本的测算方法是,将生产函数中资本拆成以数字技术为核心的ICT资本存量和非ICT资本存量,通过计算国民经济产业体系中某一细分行业ICT资本存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得到这个行业中数字经济规模的占比,并据此计算此行业数字经济规模。将所有行业数字经济规模加总,即产业数字化部分的数字经济规模。
  今天关于数字经济规模的统计和测算,起步于2014年信息化百人会联合信通院等国内机构,开展的关于数字经济概念和规模的课题研究,第一次对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进行了测算。这些研究理念和方法一直延续到现在。
  
  从数字经济规模的测算方法可以看出,数字经济就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数字经济主体部分的产业数字化,就是一二三产业中数字技术(ICT资本存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从万物互联到万物智能:软件定义的新实体经济
  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提出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
  数字技术变革推动有形产品从万物互联走向万物智能,从电器、手机、家具等日用品,到汽车、高铁、飞机、火箭等运载工具,再到机床、风电、机器人、内燃机、光刻机、工程机械、核电装备等工业装备,产品本身的网络化、智能化水平不断提高。
  可以预期的是,人类创新的各类产品将拥有四个基本部件:动力部件、执行部件、智能部件和互联部件,这些产品都可监测、可控制、可优化。在这一过程中,由传感器、物联网、控制器、芯片、软件共同封装而成的数字组件对产品功能和价值影响越来越大,软件定义的时代正在到来。
  回顾过去六十年信息技术演进逻辑,从上世纪60年代大型机IBM360开始,到后来的小型机、PC机,再到后来的云计算、智能手机、智能汽车、中台、工业互联网到5G等,每一代伟大的数字产品背后,其技术演进都遵循共同的底层逻辑:软硬解耦,系统从封闭走向开放,硬件变得越来越通用化,应用和服务越来越可编程。
  
  面向未来,IT领域的软硬解耦模式正在向自动化OT领域拓展,数字技术与自动化技术将会呈现“原生”式的融合,推动万物互联走向万物智能,并加速整个产业价值链的解构与重组,实现IT与OT、制造与服务的深度融合。
  从经济学的视角看,基本趋势是,硬件通用性遵循规模经济,软件个性化遵循范围经济,就是让变化快的软件摆脱束缚,变得更快,应对各种需求的不确定性;让利用率高的硬件逐渐趋于统一,使得利用率变得越来越高。
  以软件为核心控制系统越来越日益成为一个产品、企业、产业的功能和价值创造的来源,成为物质财富创造的主导力量。数字化正在重新定义实体经济核心竞争力和价值来源,企业应当适应和跟上时代发展的潮流。
  从能量转换工具到智能工具:工具革命带来生产方式从物理世界的实验验证走向数字世界的模拟择优
  当我们讲“革命”的时候,我们指一件事的影响可能是根本性的、全局性的和长期性的。今天我们来思考数字技术给整个经济社会带来了什么样革命性的影响?在我看来带来了两场革命:决策革命和工具革命。
  马克思曾说“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到数字社会,人类生产工具从手工工具、能量转换工具演进到今天的智能工具,如数控机床、机器人等替代体力劳动者的工具,以及CAD、CAE等服务脑力劳动者的工具,这是工具革命。
  工具升级创新了人类认识改造世界的新方法,人类社会认识客观世界的方法论经历了四个阶段,从理论推理、实验验证,到数字空间模拟择优,进入到“大数据驱动的技术发现”新阶段。
  今天,由于智能工具的出现,实体经济在创造物质财富、精神财富、文化财富的模式、生产方式发生了变化。它为解决工业时代技术创新过程复杂、周期长、费用高、风险大找到了新方案。数字时代的产业创新,能够实现在数字空间快速迭代,大幅缩短新技术产品从研发、测试到量产的周期。我们看到,通过数字孪生技术,建设实验仿真环境,能减少创新成本。
  十年前,马斯克在网站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称美国为什么可以在制造业成本上打败中国?答案就是在SpaceX。今天SpaceX可以把航空发射成本,降到传统方式的七分之一。之所以能够做到,是因为马斯克使用了新的技术开发模式。火箭发动机研制75%的成本用于“试验、失败、修改”,在数字世界通过仿真技术,可以模拟这一过程,取消大量传统实物试验。现在,飞机、高铁等大型复杂产品基于数字世界的模拟择优新研发生产方式,大幅提高研发生产效率。
  一汽红旗繁荣工厂,打造了国内首个100%自主创新的汽车孪生工厂,用7000多个设备模型进行仿真建模,让五大车间2万多台设备实时在线,工业数采平台接入数百万个设备点位,可以支撑单车生产过程追溯、设备异常分析等任务,让焊涂设备故障中断率降低了20%。新能源汽车品牌小鹏建成了中国最大的自动驾驶智算中心“扶摇”,用于自动驾驶模型训练,帮助自动驾驶训练时长从7天缩短到1小时内。
  不仅仅在产品形态,在商业形态也一样。天猫上有一个服务企业新产品开发的组织,叫天猫新品创新中心,帮助传统企业基于在数字世界对消费者需求洞察,促进不同产品快速创新、迭代,因此实现了更高的新品销量。3C、家用电器、服装、美妆等产品的研发周期、库存周期大幅缩短,产品适应性大幅提高。
  
  从规模化到个性化:构建数字化驱动的供需精准匹配
  二十大报告提出,“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刘鹤副总理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指出,统筹谋划扩大内需和优化供给,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适配性,打通经济循环卡点堵点,推动供需良性互动。
  过去两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打通堵点,补齐短板,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
  在微观层面上,如何发挥大大市场优势?如何提升产业安全水平?如何打通产业链各环节?如何形成供需高水平动态平衡?
  需求巨变带来样的挑战。今天是消费者主权崛起的时代,数字原住民的崛起,他们是95后的新消费人群,无网络不生活,追求国潮、二次元、个性化;消费者的决策逻辑变化,线上发现、线下体验、社区讨论、下单购买、分享心得;决策模式的改变,消费者除了关注产品性价比之外,更关注参与权,评论、分享、弹幕是消费者表达主权的方式。曾经弱势的消费者,经过二十多年数字化洗礼已经被武装起来,他们需要更多话语权、选择权、参与权。
  
  当消费者已经变了之后,实体经济,无论是生产汽车,还是制作服装、研发化妆品,能不能对这样的变革作出响应?在中国,有一批企业已经为这场变革作了充分准备,很多新型实体经济在中国经济这片土壤中得到了的蓬勃发展。
  在这一过程我们也发现,在需求牵引和技术驱动的双重作用下,传统的产业链体系正在解构和重组,实体经济提升竞争力,就是要构建以客户为核心新的生产体系。传统基于生产导向,以链式+控制为核心的供应体系,正在向基于客户需求导向,以网络+协同的现代产业体系转变,客户能够参与到研发、设计、生产、供应链的每一个环节。
  事实上,面对需求的快速变化,各国都在找解决方案,无论是德国工业4.0,还是美国智能制造,都试图解决需求巨变时代的产业转型之路。如果企业没跟上这样的趋势和潮流,淘汰就只是时间问题。
  
  制造与服务融合:产业价值链高端攀升的必由之路
  二十大报告提出“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推动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深度融合”。制造与服务的融合,是实体经济走向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是产业价值链走向高端的必由之路。
  人们总是对有形物质产品的创造有更深刻的理解和感受,而对无形服务的价值估计不足。今天,制造和服务之间的传统界限正在快速消失,传统上制造业意味着有形产品的生产,但今天的消费者最想要的是将有形物和无形服务捆绑在一起的产品,要找到一种既不含服务活动也没有置入任何服务关系的制成品已非常困难。服务和产品如影随形,服务以各种形态融入到了产品全生命周期的各个环节。
  三次产业分类体系可能阻碍或误导人们对经济规律的认知
  理论界的认识也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亚当·斯密把生产有形商品的劳动视作生产性劳动,而把服务活动视作非生产性劳动。萨伊、马歇尔从效用价值论观点出发,把创造无形产品的服务活动与创造有形产品的劳动等量齐观。80多年前克拉克基于第一次产业革命后美、英、法、德等工业化先行国家的经验,建立三次产业分类体系,并成为国际社会观察经济结构变化的准则。
  在过去100多年,制造业的内涵、产业边界、产业形态发生了深刻变革,制造有形产品与无形服务进一步融合,持续不断地挑战制造与服务非此即彼的传统逻辑。同时,制造企业不断把内部的研发设计、人力服务、设备监测、物流配送、营销管理外包给其它企业,全球许多金融、物流、咨询、设计等领域的跨国公司都脱胎于传统的制造业,成为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基础,制造与生产性服务的深度融合在创造今天的物质财富。制造与服务是实体经济的基础。
  10年前曾出版过一本书《制造业服务化路线图:机理、模式与选择》,书中序的标题是“修复失灵的仪表盘:关于三次产业分类体系的反思”。如果三次产业来描述一个国家、地区的产业和实体经济发展,三次产业分类体系有可能误导和阻碍人们对产业结构演变规律的认识。
  美国的制造业占GDP11%,但生产性服务占GDP50%左右,美国直接参与物质财富创新的产业部门占GDP超过60%,尤其是金融、会计、评估、咨询等生产性服务业向全球持续输出,为美国占据全球价值链高端地位奠定了坚实基础。德国作为欧洲发达经济体中的制造强国代表,其生产性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多年来维持在40%。而希腊等南欧国家这一比重可能只有30%。

  全球制造业价值链体系加速重构
  产业升级的本质是生产要素成本攀升与产业价值链提升之间的一场马拉松式的竞赛,这场竞赛决定了一个国家能否迈过中等收入陷阱、能否冲破高收入之墙。
  全球制造业正在面临四大转变:市场需求从产品导向向产品服务系统转变;竞争优势从规模化供给能力向个性化供给能力转变;客户交易从一次性短期交易向长期交易方式转变;更值得关注的是,高价值环节从制造环节为主向服务环节为主转变:从产业价值链来看,企业不可模仿、难以复制、不可完全转移的独特资源和能力是企业持续竞争优势的源泉。能够决定产品异质化程度的环节往往是获利最丰厚的环节,这些环节往往在价值链的上下游两端。
  树立融合产业发展观
  2005—2021年,尽管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占服务业比重由36%上升到50%,金融业的贡献率由19.11%增加到37.68%,但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的贡献率分别由11.15%、19.11%下降到9.23%、 17.68%。知识密集、附加值较高、对价值链高端具有控制作用的行业发展速度和贡献率比较低。
  发达的生产性服务业造就了美欧经济体先进的技术和良好的产业生态,构建了从技术研发、工艺设计、产品制造、营销网络、售后服务等价值链环节的“闭环”与“整链”,从而可有效引领制造业转型升级、新产品孵化以及新兴行业培育。
  以融合的产业发展观重新认识产业结构演进规律,要把制造业服务化作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方向,把这一理念融入产业发展战略规划体系,作为指导产业发展的重要原则,作为发展目标的核心内容,作为战略任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数字化服务、电子商务、科技服务、金融服务、物流服务、会展服务、咨询服务、会计律师等生产性服务业发展。
  从工业基础到数字基础:夯实实体经济的产业链根基
  二十大报告在讲到实体经济时,提出“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支持专精特新企业发展,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近年来,在汽车、芯片、发动机等领域,由于核心技术、关键材料、重要部件、生产工艺、研发工具缺失带来产业链断供,其造成的巨大损失,不断教育全行业进一步深化对产业基础重要性的再认识。在当前复杂的国际经济与产业链博弈过程,夯实实体经济的根基,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工业基础。材料、工艺、基础技术等决定着产品的性能和质量,是工业整体素质和核心竞争力的根本体现,是制造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础和支撑条件。多年来基础薄弱是中国制造业大而不强的心病,未来仍需产业牵引、上下游合作,持续不断地推进核心基础零部件、关键基础材料、先进基础工艺和产业技术基础的突破。
  二是数字基础。产品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离不开面向制造业的数字基础技术,包括涉及智能化所需要的状态感知、实时分析、科学决策、精准执行等种技术体系。状态感知要通过传感器感知物质世界的运行状态,实时分析要通过工业软件实现数据、信息、知识的转化,科学决策就是通过大数据平台实现异构系统数据的流动与知识的分享,精准执行就是通过控制器、执行器等机械硬件实现对决策的反馈响应,这一切都依赖于一个实时、可靠、安全的网络。这些技术可以概括为“一硬”(感知和自动控制)、“一软”(工业软件)、“一网”(工业网络)、“一平台”(工业云和智能服务平台)。
  从德日模式到美国模式:构建富有竞争活力的产业创新生态
  实体经济的重要性毋庸置疑,问题是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实体经济,才能实现中国强国梦,才能建立起现代产业体系?面向未来,我们从全球视角思考另一个问题:美国需要什么样的实体经济?德国需要什么样的实体经济?日本需要什么样的实体经济?
  如果要向发达国家学习如何搞好实体经济,我们应该向谁学习?很多人膝跳反射式的答案是德国、日本,因为在发达国家中德国和日本是制造业比较高的国家,日本制造业占GDP比重为20%、德国为25%;很多人不太会想到美国,因为美国制造业占GDP只有11%,而且美国以金融为代表虚拟经济太发达。但事实上,当我们要找到一个实体经济风向标,美国仍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和分析的国家,美国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仍有许多可借鉴之处。
  我们看一组宏观数据:
  1、从经济总量看,过去十年,美国的GDP从相当于日本的2.6倍扩大到4.5倍,从德国的4.6倍扩大到5.4倍。德日两个全球制造业最发达的国家,经济规模在过去十年与美国的差距越来越大。
  2、从制造业增加值来看,2011年美、德、日制造业GDP分别是1.86万亿、7585亿、1.22万亿美元, 2021年这三个国家分别是2.38万亿、7722亿和9800亿美元。从2011年到2021年,美国制造业GDP相当于日本的1.5倍扩大到2.4倍,相当于德国的2.5倍扩大到3.1倍。德国、日本两个制造业大国与美国的差距仍在扩大。
  过去10年,美国全球领先地位的巩固和确立,是新实体经济经济的胜利,是数字技术深度、全面融入一、二、三产业的结果,是向新型数字基础之上迁徙的结果。
  新型实体经济的风向标不在底特律、斯图加特、丰田,而是在硅谷、在深圳、在杭州、在合肥。
  
  我们再看微观企业竞争。
  汽车工业是全球发达国家的支柱产业,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一个国家国力兴衰,当前全球汽车工业正在经历一次竞争格局的大调整、大变革。我们看一组微观数据:
  1、2021年,受供应链等各种因素影响,德国有些汽车大厂在中国销量下降14%;今年上半年,日系、德系车市场份额持续下降,中国自主品牌新能源车占比47%。特斯拉实现了90%左右增长。
  2、特斯拉汽车销售量在全球市场占比仅为0.5%,但市值最高的时候占全球汽车企业市值的50%,特斯拉一家公司的市值超过全球所有汽车公司之和。除了特斯拉,美国还有全球汽车公司市值排名第三的新能源公司Rivian,其最高市值超过1500亿美元,其背后逻辑是什么?
  事实上,美国不仅金融领域比较先进,在新型实体经济方面也是一把好手。
  关于如何发展实体经济,另一话题是如何培育一批数字原生新实体经济的崛起。2019年德国经济能源部长在《德国工业战略2030》中指出,“令人担忧的是过去的20年德国几乎没有出现新的大型企业。而在美国和中国,过去20年里却出现了大量世界领先的新的大企业,创造了新价值。”日本也面临同样的问题。
  十年多前,美国商业周刊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文章《诺基业因何掉队》;如今,汽车行业是不是也正进入诺基亚时刻?今天,汽车工业革命,不只是从燃油车到新能源车的动力革命,而且是一场控制革命。汽车工业最大变化是电子电器架构变了。就像IOS一样,正在推动“软硬解耦”,从功能汽车到智能汽车的演变,整个电子和软件控制的底层结构变了。
  传统汽车向智能汽车演进最大的技术变革在于汽车控制系统的创新,传统汽车80多个ECU等电子控制单元,是多厂商、多标准、封闭式、长周期的专用系统,将转向类似于智能手机的集中式架构(底层操作系统+芯片SOC+应用软件)。汽车核心控制单元和系统的软硬件解耦,服务实现可编程。从SOTA(Software OTA,软件升级)应层软件更新、信息娱乐等软件升级,向FOTA(Firmware OTA,固件升级)对汽车控制器系统升级,如动力系统、电池管理及底盘、动力、ADAS等OS层的更新。只有这种底层技术的变革,才能实现无人驾驶系统的持续升级。
  人们往往低估了传统认知惯性对创新的束缚。汽车控制系统的变化,有些传统汽车厂商可能之前没有充分认识到重要性和复杂性。奥迪前技术研发董事 Peter Mertens有一篇文件 《终将血流成河——我们都睡着了》说,“为了应对挑战者,旧巨头们转过头去询问他们最依赖的供应链,是否能开发与特斯拉类似的产品?供应链的回答是肯定的,然而到了 2020 年,世界上最强大的车企研发部门才造出可以媲美特斯拉 2012 年作品的汽车。”
  今天传统汽车厂商在电子电气架构及控技术可能与新造车势力仍存在一定差距。美国在制造业方面的创新探索需要我们持续观察和研究。
  
  四个大国优势叠加,将奠定新实体经济的独特发展道路和模式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消费互联网大国、全球最大的社零总额大国、全球最大的数字消费大国(社会消费品被数字化的绝对值和比重最高)、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大国。
  数字化是把这四个大国优势聚合在一起,真正实现大国叠加、聚合、倍增的效应。一方面,中国在消费互联网快速发展基础上,推进供给端数字化云化迁移和升级,把消费和供给联动起来,从过去单轮驱动演变为双轮驱动。中国已经涌现出一批数字原生企业和传统企业转型的新实践,一些跨国公司将中国方案向海外复制,这是中国未来实体经济发展和建设现代产业体系的着力点。